本书是大韩民国开国元勋金九（1876－1949）的自叙传。白凡是金九的号，《白凡逸志》本意是“凡人的自传”。但他的生极不平凡，在国内入狱三次，受尽酷刑，度过近10年铁窗生涯；在中国亡命26年，策划了狙击日皇和上海虹口公园的爆炸事件日寇曾以60万元大洋赏格通缉他……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我就仰慕金九先生的大名。当时我们中国正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而韩国也同样处在外寇的直接统治下。我们两国人民同置身于水深火热中，受尽了灾难。《庄子·大宗师》中有一段有名的话：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儒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们两国当时正如“相与处于陆”的鱼类，“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而且应当做的事。我们还没有资格“相忘于江湖”。
　　由于所学的行当不同，我对韩国所知不多。我对于政治也没有兴趣。但是，我自认为自幼爱国，不敢后人。我爱自己的国家，也尊重敬佩其他被压迫国家的爱国志士。金九先生正是这样的志士中之校校者。尽管我对他的活动不甚了了；但是，同他有联系的安重根、李奉昌、尹奉吉等韩国爱国烈士，却是我所熟悉而且异常崇拜的。我对金九先生又焉得不尊敬而且崇拜呢？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到了中年竟同韩国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今天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杨通方教授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当时我正任系主任，他之所以能进北大，我应该说是尽了力的。
　　到了八十年代，又通过杨通方的关系认识了他的恩师，韩国大教育家，原高丽大学校长金俊烨博士。承蒙金俊烨博士的邀请，在中韩正式建交之前，我就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滔教授和杨通方教授访问了韩国。我们在那里访问了许多大学，访问了韩国社会科学院，访问了古都庆州，结识了韩国爱国大企业家金宇中先生，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韩国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以及韩国学者和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我万没有想到，自己竟能在垂暮之年，得此天外飞来的幸福，不虚此生矣。
　　从那以后，我逐渐了解到了国立东方语专的情况，了解到了东方语专增设韩语科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了：在所有的这些情况的背后，赫然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在，这个人就是韩国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和领袖，中韩近代友谊长城的缔造者，一代伟人金九先生。
　　最近我又读了金九先生哲嗣金信先生的一篇文章（载《新华文摘》1993年第12期）。文中对中国的一片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时我对金九先生的认识也大大地提高了，加深了。我感到无比的振奋与欣慰。
　　金信先生于1922年诞生在中国的上海，那里是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他父亲金九先生是政府首脑。但家中极贫。他祖母提出了要金九先生找一个职业糊口。但是金九先生以国事为重，斩钉截铁地说：“我死也不离开临时政府的大门！”简短一句话，掷地作金石声，爱国之心气贯长虹，真能够惊天地，泣鬼神，今天读来，仍然虎虎有生气。没有这种精神，哪里能来韩国的独立呢？金信先生的哥哥患了肺结核。但是，临时政府没有钱给病了的同志治病，自己的儿子也决不能享受特权。就这样，儿子终于去世。金九先生悲痛万分，然而他仍然把救国放在首位。只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才能“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金九先生于1929年，在革命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写了《白凡逸志》，目的是教育儿子。1947年，革命胜利了，才写完全书。为了同外寇战斗，金九先生把金信派往中国空军学校，学习驾驶飞机，为光复做准备。金信先生青少年时受教育，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他曾在中大附中读过书，上过西南联大。他在中国有很多极为要好的朋友。他对中国，像其他在中国住过的韩国的革命志士一样，对中国怀着万分深厚真挚的情谊。他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深厚到什么程度！
　　金信先生回国以后，担任过许多显要的职务，比如空军参谋总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大使，现任韩国独立运动纪念馆的顾问。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他那“半个祖国”的中国。他在文章中写道：“近年以来，我每年都重返中国，重游故地，踏着父亲战斗的足迹，寻找自己青年时代的履痕。”这可以说是对华深厚感情见诸行动的表现。
　　又一个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写这一篇序文的时候，我有幸亲自会见了金信先生，他正应邀到中国来访问，陪他到北大来的还有父亲是韩国革命志士的李素心女士。我们晤谈了没有多久，金信先生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们是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这四个字，难道不正是我们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传统友谊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反映吗？面对着金信先生，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多年景仰但始终没有能见面的他的尊人金九先生。站在我眼前的仿佛就是白凡金九先生本人。我对金九先生的尊敬与崇拜仿佛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我此时思绪万端，一下子回忆起来了北大东语系（现改为东方学系）韩语科（朝鲜语专业）走过来的道路。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为了加强中韩（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培养了一批韩（朝）语人材，他们正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等许多领域内，发挥着良好的作用。现在我国驻韩国的大使就是其中之一。本书《白凡逸志》的译者也是我们的毕业生。中国有一句俗话：“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没有忘，而且永远也不会忘我们的掘井人金九先生等一批南北方的朋友们。杨通方教授和其他一些教员也没有辜负金九先生的重望，在培养学生工作中尽了力。金九先生在天之灵看到这情况也会感到欣慰吧。我作为系的领导人也与有荣焉。
　　根据金信先生的介绍，他尊人的这一部自叙传在台湾出版过译本，在韩国也印刷过。但是宣德五和张明惠这一个译本所使用的材料，则超过过去的译本，不但全，而且还使用了金九先生的手稿，这个译本是最完善的本子。在译文方面，金信先生和许多韩国朋友，亲自把关，字斟句酌，务求准确、完美，译文应该说是完全可靠的。金信先生说，将来还要出英文译本，而英译本所依据的就正是现在这个汉译本，可见他对这个译本的重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的庄浦明先生慨然应允出版，并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装帧，把此书呈献于读者之前。总之，通过多方面的通力合作，真所谓珠联璧合，不愧是中国出版界一件壮举。此书定将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卜可知。
　　但是，此书之出版，其意义远远地超出了出版界。从远一点来说，这是继承中韩长期传统友谊的具体体现。从近一点来说，这又是当前中韩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合作精神的具体体现。在中国，目前全国人民正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真正的爱国主义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决不侵略别的国家，也不允许别的国家侵略自己。我们既爱自己的国家，也尊重其他国家爱自己国家的仁人志士。真正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永远是并行不悖，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毫无疑问，金九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会给我们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我在本文开头时，引用了庄子的一段话。现在，我国和韩国都早已取得了独立，正在意气风发地建设各自的国家。我们已经不是“处于陆”的鱼了，用不着“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了，我们已经是在江湖中，可以畅游了。但是，我相信，我们是人，不是鱼，我们是有感情懂友谊的。不但在江湖中我们不会相忘，即使是在海洋中，我们也决不会相忘，永远不会相忘。
　　这是我坚定的信念。是为序。（季羡林1994.4.17.） 

　　本书是大韩民国开国元勋金九（1876－1949）的自叙传。白凡是金九的号，《白凡逸志》本意是“凡人的自传”。但他的生极不平凡，在国内入狱三次，受尽酷刑，度过近10年铁窗生涯；在中国亡命26年，策划了狙击日皇和上海虹口公园的爆炸事件日寇曾以60万元大洋赏格通缉他……。
　　《白凡逸志》既是大韩开国血史的实录，也是金九为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见证。书中既有波澜壮阔的韩国近现代史场景，也有感情丰富、情节曲折、细腻动人的描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不朽之作。 

　　某日在离鸭绿江一百多里地方的路上，遇见了一位年青清国军官骑着一匹盖有官印的马。他所戴的军帽（清军之军帽）上，玉鹭闪耀，红穗飘扬。我一把抓住他的马首，他便跳下马来。我因不会中国语，所以身上带有一张用中文写着旅行目的的文件，当时我便掏出来给那军官看，他未看一半便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我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哭，他指着我文章里的“痛彼倭敌与我不共戴天之仇”等字，又抱住我痛哭。我请他和我笔谈，他抑制住悲痛，提起笔来先问我为什么与倭寇有仇？
　　我写道日本从壬辰开始，是我们世世代代的仇敌，而且在上个月还烧死了我国的国母。我反问他，我们是初次见面，为何放声痛哭？他回答说，他是去年在平壤战役中阵亡的清国将军徐玉生之子，曾托江界观察使寻找他父亲的遗体，江界观察使回信说遗体已找到，让他去运回灵柩。前往一看，并非其父，遂徒劳而归。
　　我便告诉他在平壤普通门之外，曾看见过写着“徐玉生战死之地”的木牌。
　　他详细地告诉我说：他的家是在锦州，家中养有一千五百名军士，他的父亲率领了一千名出征，已全军覆没，现在家中尚存五百名，家财富裕，他今年三十多岁，妻子××岁，已有几个子女。
　　当他问过我的年纪后，才知道我比他年轻，他要称我为弟，并要我称他为兄，彼此结为兄弟。
　　他说我们既然有共同的敌人，可以住在一起等待机会，并且邀请我跟他回锦州去，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很快地卸下我的行李，挂在马背上，并扶我上马，他一个人走在后面跟着。我请求下马同走，他说不必多虑，只走十里，就可找到官马乘骑。
　　在马上我沉思，这是多好的机会，我原来的目的就是要与中国人士结交，现在跟他结下缘分，亦算达成宿愿了，但顾虑的是无法跟金亨镇联络，加上金利彦举义，尚不知其内情，我无法跟他一起去锦州家。
　　于是我下马和他笔谈，告诉他我离家将近一年，不知父母的情形如何，又没有得到汉城来的消息，所以想回国探亲，并且了解国家的情势，以后再来投奔兄长。他怅然说道，既如此，可回国探亲，从速返回，来我处相会。遂洒泪而别。
　　我仍是卖蓖子的打扮，挨家打听金利彦的消息。与徐兄别后约五六天，才抵达金利彦的根据地“三道沟”。
　　我探听到金利彦当时有五十多岁，勇力过人，能双手举起五百斤的大炮，但好大喜功，无勇无谋，自大气量狭，据我的观察，他缺乏勇气。倒是他的同志中，曾在楚山做过“吏房”的金奎铉，为人颇有义气，且具谋略之才。
　　金利彦当了首领之后，秘密招募在楚山、江界、渭原、碧潼一带的猎户和移居到对岸的有猎枪的同胞，拥有大约三百名武装军士。他以国母被杀是国人必雪之大耻为号召，让写一手好文章的金奎铉作檄文散发各地，我跟金亨镇决定参加。我负责到楚山、渭原等地潜伏，招募猎手，又担任潜入江界城采购军火的任务。定于乙未年十一月初，趁鸭绿江结冰的时候起义，利用河冰调动军士占领江界城。 

　　季羡林序
　　著者的话
　　序——给仁、信两儿
　　1.出生和童年时代
　　2.加入东学党
　　3.清溪洞时期
　　4.江界城之役
　　5.离开清溪洞
　　6.鸥河浦事件
　　7.死刑面前争生存
　　8.越狱
　　9.三南行
　　10.麻谷寺削发为僧
　　11.转变为开化派
　　12.人基督教
　　13.献身新教育事业
　　14.安岳事件
　　15.被判十七年徒刑
　　16.西大门监狱的铁窗生活
　　17.二·一万岁事件
　　18.流亡上海
　　下 篇
　　绪言
　　1.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
　　2.李奉昌义士谋杀日皇未遂事件
　　3.尹奉吉义士的上海义举
　　4.遭到同胞的狙击
　　5.创建光复军
　　6.此后之事
　　踏上祖国的大地
　　我的愿望
　　白凡金九先生年表
　　跋
　　译后记
  

　　《白凡逸志》一书，是先父为抗日复国流亡在中国上海、重庆时，以给我们兄弟二人的遗书形式陆续写就的。为了祖国的独立与自由，他蹈死不顾，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大韩民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流亡者的记录，殉道者的史册，仰之弥高。之所以这样认识，是因为它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它记载了先辈们的奋斗史，所以它是民族的财富，而不仅仅属于我们家族。
　　先父在中国长达二十六年，其间曾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追怀往事，开辟未来，随着韩中两国建交，两个鸡犬相闻的亲密邻邦开始谱写友好合作的新篇章。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徜祥在这片亲爱的土地上。1922年我出生在上海，抗日烽火中又随父转辗到重庆，可以说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是“半个中国人”。在艰苦岁月里，先祖母、先母以及唯一的兄长相继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的一家与中国有割不断的情谊。
　　《白凡逸志》一书在中国大地出版，完成了我的一大心愿，也更可告慰九泉之下的先父。希望本书有助于增进韩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了解，尤其希望有助于青年一代了解韩国的独立解放运动。我衷心感谢为翻译本书而付出极大心血的宣德五、张明惠伉俪，他们的译笔信达雅，简直无瑕可摘。此外，还要感谢国际知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欣然为中译本作序，感谢支持并推动了本书出版的庄浦明先生和所有予以关心的朋友们。

　　金 信　1994.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