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新村运动”是这样开始的
韩国进行“新村运动”,当时的出发点是,韩国的农业已经搞了2000多年了,但是2000多年中韩国的农民都是靠天吃饭的,不下雨着急,下雨也着急,所以为了改变农民靠天吃饭、农民生活困难的面貌,我们开始了“新村运动”。我们当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口号:“我的人生我负责,我也能生活得更好!”
并且当时韩国经济快速发展,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城乡差距急剧扩大,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何缩小城乡差别,让农民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成为当时一大重要课题。“住草屋,点油灯,吃两顿饭”是当时韩国农村的真实写照。80%的农户住茅草房,只有20%的农户通电。因此韩国政府把实现“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和进行“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目标之首,倡导“新村运动”。1971年初韩国政府向每个村免费提供300多包水泥,让农民自主改善家园,因此拉开“新村运动”序幕。
韩国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当初,农民本身就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强烈愿望,而且政府当时是全力的支持“新村运动”。从上到下,齐心协力,所以说,韩国的“新村运动”很成功。“新村运动”在韩国推行了近35年,使韩国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韩国后来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农业经济的很有力的支持。随后,韩国农民的收入增长明显加快,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度超过了城市居民。到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1:0.84。而韩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也从1971年的80美元跃升至2004年的1.4万美元。
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
要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首先要有好的农村政策,判断政策的好坏要看它是否和广大国民的心愿一致。其次就是要给农民营造善意的竞争氛围,即推行奖励机制,干得好的,多给物资和资金,以激发他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还有一点经验最为重要,就是发展农村教育。我建议各所大学,每年最好拿出一定的招生比例提供给农村孩子。
我要说的是一定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我们建设新农村的初衷。其实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进行“新村运动”的时候,城乡收入分配在1:3左右,差距是比较大。如果不进行具体调整的话,这种差距还会越来越大。所以说韩国政府在加大投入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在1:0.8—0.85之间。但是由于政府和农民之间是齐心协力的这么种关系,都想把这件事情做好,政府也想确实改善农民生活水平。30多年的时间里,韩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从80美元一下子跃升至2004年的1.4万美元,几乎增长了200倍。
30多年前,韩国的农民还是靠天吃饭,一遇到天灾,农民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政府就根据农民的需要,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们根据农民需要什么、想改善什么,政府和农民一起去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水平。韩国的冬天和中国的北方一样,非常寒冷,到了冬天的时候,农民就要冬闲。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来改善我们乡村的基础设施。政府于是就提供了这个支持,利用冬闲的时间进行修路等各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韩国政府曾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样板,带动全国农民主动创造美好家园。“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并让农民尝到了甜头,“新村运动”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
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比韩国好
相比较韩国的“新村运动”,中国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础和起点比我们当时的韩国要好。
中国的新农村运动好像提出了两点。第一个,是要保持农民固有的优良传统和良好的作风;第二个,就是一定要保护好环境。如此看来,中国做法的出发点要比我们韩国高。此外,中国现阶段的农村基础条件比当年韩国好多了,可以说中国建设新农村的起点很高。我们当时就没有考虑到这些。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中央到地方都是齐心协力的,没有出现反对的声音。因此从这一点出发,中国新农村的前景一定很好。另外我觉得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农民的热情是很重要的,这对整个新农村建设都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中国新农村建设一定会成功。
中国农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过去我见过中国其他地方官员,有些人非常的傲慢。但是这次来印象变了,发现他们一点也不傲慢,非常的谦虚。所以中国只有发展得更好,而没有理由发展得不好。再进一步说,中国有很多地方的领导都是像这样很勤奋地在工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农民的齐心协力,在中国是没有办不好的事。
中国农村正在建设的“放心店”是个非常好的形式,既可以直接向农民提供便利,农民也可以把农产品进行市场交易。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和农民之间一定要建立互相信赖和互相支持的这样一种关系。对于互相信赖、热爱和支持,这些都是农民和政府之间最重要的一种协同关系。农村市场潜力很大,中国又是个大国,农村市场是你们要重点发展的地方。中国农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文化建设不能松
今天看了扬州很多景点,这些都是扬州文化很有代表的地方。感觉扬州确实文化博大、悠久。我们韩国在进行新乡村建设的时候,很注重乡村的文化建设,包括用我们的文化、用我们的道德去感召农民,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候也应该注重发挥文化的感召作用。
“新村运动”不仅仅是吃好、玩好,它最深刻的意义是要改变农民的观念。虽然韩国“新村运动”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但国民精神教育也是一项重要内容。韩国政府始终用中国儒家道德礼数来规范农村的社会秩序,倡导“勤勉、自助、合作”,这样的教育在韩国新乡村建设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果新农村建设没有文化的发展,那么你这个新农村建设吃得再好,玩得再好,也没有任何意义。扬州特别重视文化,是建设新农村运动的一种重要内容,是值得推广的。
新农村建设是个社会钝化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上做些文章是必要的。因为“新村运动”从农村发端,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同时逐渐进入城市社区。随着产业化的发展,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离农”现象,即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谋生,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转移,城市社会文化走向繁荣。随着人口和产业转移,农村开展的“新村运动”逐渐向城市扩展,帮助城市解决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市政管理、社会秩序、公共道德等方面出现的矛盾。农村先行开展的“新村运动”在向城市扩展过程中,又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道德和文化素质较好的人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进城就业引发城市出现过多的社会问题。
“新村运动”是道德教育的载体
搞任何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要有载体,否则大家只能空谈而不会有实际行动。“新村运动”便是提高国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良好载体。人们参加“新村运动”,不仅能改变农村和国家的面貌,更能提高社会整体的思想道德水准。
像无公害蔬菜基地,政府要扶持它,把它建设成为无公害蔬菜基地,不仅是销往国外,还要能把它作为一个集散地,然后还要能使普通市民得到实惠,提高农民的收入。
不要小看这个过程,这其实正是对农民道德水准提高的过程。中国及早地将环保和生态提上议事日程,是非常有远见的。农民不仅要多赚钱,关键要在赚钱的时候,更多地考虑赚钱的方式是否对社会、对人类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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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寿成,韩国前总理、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生于1939年3月,法学博士。1995至1997年在金泳三执政时任韩国内阁总理,后任首席副议长。现为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21世纪韩中交流协会特别顾问。 |